明行具足

2020年的新春，透過「齋天文化的禮讚」迎來了諸天神的美好祝福，從《金光明經》所開演的教法，體驗到佛陀導人向善邁向解脫的深切悲心。「佛陀十號」是古來佛弟子們每日念誦的內容，它代表著智慧與慈悲的圓滿，其中的「明行足」為「明足」與「行足」的統合，這就讓人感受到佛陀行化世間的踏實，所謂的「皈依佛‧兩足尊」正是對佛陀最極致的讚美。

因此原境策劃了2020年夏天的櫥窗主題，「觀音」作為一切諸佛悲體的示現，對內深觀自在；對外尋聲救苦。「千眼千手」便是佛陀慈心悲願的奇妙示現，大慈大悲救苦救難廣大靈感觀世音菩薩。「千手千眼觀世音」形塑「千眼照見‧千手護持」的生命境界，這千眼的多元化觀照加上千手的實踐能量，讓《妙法蓮華經‧觀世音菩薩普門品》的深願廣行全盤托出，華梵佛教文化發展的極致盡現於此。

北京乾清宮的《祕殿珠林續編》收錄著一幅宋畫，主尊是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，畫幅的上方有十方諸佛赴會的盛況，而畫幅下方則是四大天王擎蓮座與八部眾神隨侍的場景。菩薩頂戴二十六個變化面容，最後歸攝於頂上的化佛，嘴角鬍髭是說法莊嚴辯才無礙的象徵，而秀美的五官和纖細的腰身，通身繁複的瓔珞莊嚴，竟也流露著女神般的溫婉和柔情，繁多的手臂──掌中有眼──各持法器，呼應著世間萬物的生存之道和精神性的追求，被譽為「圓通教主」的觀音，是這樣充滿悲憫的情懷。這類佛畫的特色也隨著佛教之普傳，影響了東亞往後的佛畫發展，深入亞洲人心一千年。

唐武德年間有中天竺婆羅門瞿多提婆，齎持「千手法」的細毯圖畫及結壇手印等經本進京，然而高祖李淵見而不珍所以未能流通。至太宗貞觀年間又有北天竺僧齎千臂千眼陀羅尼梵本奉進，敕令大總持寺智通共梵僧翻出咒經並手印，譯畢之際因智通的懇祈徵應而感得慶喜尊者示現印許，可惜此法本依然默寢不復弘揚。

高宗時期由伽梵達磨翻譯的《大悲心陀羅尼經》，為半世紀之後的普及化立下足夠的基礎，再有梵僧西來獻經由智通、慧琳與李太一勘舊整理，從北天竺婆羅門蘇伽施處求得梵音大身全咒，於武周神功年間參入智通譯本以臻完備。當時駐錫在佛授記寺的翻經梵僧達摩戰陀，便將此經咒與親繪的千臂菩薩一併進奉，則天皇帝敕令宮女繡成、匠人畫作才終於流行天下，可見千手觀音的入華過程真是一波三折，然而日後的開展卻也應驗了智通與慶喜尊者的一段佳話。

透過「千手千眼大悲變相」與大悲咒法儀軌的流通，千手觀音成為唐代佛教顯密共遵的主流信仰，觀世音憶念過去在千光王靜住如來前受法，因〈大悲心陀羅尼〉的圓滿能量，有「始住初地、頓超八地」的特殊成就，以此作為他日後利樂世間的妙寶。

《大正藏》收錄的《大悲啟請》乙篇，現存於大英博物館(敦煌文書S.2560)，也是唐代以來大悲咒盛行的紀錄。北宋初期的天台尊宿四明知禮，有《千手千眼大悲心咒行法》一卷傳世，他以天台六祖湛然的《法華三昧行事運想補助儀》，根據伽梵達摩《大悲心陀羅尼經》為藍本再組織，成「嚴道場、淨三業、結界、修供養、請三寶諸天、讚歎伸誠、作禮、發願持咒、懺悔、修觀行」等十科，作為佛門子弟禮懺修止觀的正行。後世有清代寶華山讀體律師(1601-1679)的重新組織，或嘉禾沙門寂暹於嘉慶二十四年(1819)亦整理再製，終於成為現今普及流傳的版本。

每當「一切恭謹」的大磬音聲響起，觀音的慈悲能量就隨著誦念觀想而流遍身心，確實是大悲薰修利人天，就在此時；就在此刻，與千手觀音同在。

紀元前後的商隊與僧侶，將佛法與佛教從印度途經西域帶進中國，推介給東方關於西方藝術文化的內涵，才成就了佛教造像這一門豐富學科。它不但具體展現了教義和教儀，也作為先民心靈造佛工程的載體，為人類文化之發展寫下輝煌珍貴的圖像史冊。古代佛畫家為聖者虔誠奉獻，不在意是否能夠名留千古，只是戮力投注自己的身心和生命，透過各類型的視覺媒介來展現慈悲與智慧的法相。

當我們翻閱唐代張彥遠的《歷代名畫記》，便會被中國佛畫的進路所感動而心嚮往之，三國時代曹不興能在連接五十尺的長絹上畫大像，心敏手運又不失比例地須臾立成。東晉的衛協受「畫聖」之尊，繪製了當時懺法與禪法並重的「七佛圖」，其學生顧愷之在南京瓦官寺作維摩詰居士壁畫，曾經引來時人捐十萬錢爭睹風采的盛況……。繼之有南朝劉宋陸探微、蕭梁張僧繇、北齊曹仲達等人，將印度與中亞的風格氣韻內化為中土佛畫大觀。唐開元年間的「畫佛第一人」吳道子，集前朝諸家大成並以「吳帶當風」引領道釋畫壇，唐德宗時期的周昉妙創「水月觀音」之體為中唐新樣，迨五代禪月大師貫休的「梵相」羅漢畫，共譜大唐佛教藝術盛事之瑰寶。兩宋的精緻佛畫東渡日本傳遞未絕，典雅的明代繪佛亦東行朝鮮放光動地。

台灣社會近二、三十年來的佛教，因其教育推廣得當而發達，出現了一批具備傳承使命且深耕密植的佛畫師。他們多能斟酌新時代元素而入畫，風格或以白描淡雅為尚，有以薄料淡彩為宗，或推崇重彩堆積為好，不論摹古如舊或汲古創新，琳瑯滿目盡是時代新氣象。

繪畫佛陀的法相，其身心歷程一如念佛亦如禪修，端在專注、明覺、淨心，只管正念相續，那「無相而無不相」的莊嚴共鳴，唯有親身參與者能體驗幾分。《妙法蓮華經‧方便品》有畫佛成佛之美譚，藉由繪畫觀音來催生慈悲之芽，亦屬菩提道上的善巧方便。一幅幅深具攝受人心安定社會的佛畫，散發著圖像設教流布佛法的魅力，當我們虔誠地諦觀甚或供養這些毫端舍利，當下必有佛陀親臨眼前的感動。

宗教的傳播一向與貿易或遷移有深切的關聯，據傳鹿港龍山寺的開山和尚肇善禪師，早在明鄭永曆七年(1653)已經創建觀音寺。永曆十五年(1661)隨著鄭成功登陸安平的明朝遺臣軍民，在戮力開發屯墾的過程中，催生了臺灣的第一座佛寺──竹溪寺，接著臺南四大古剎被陸續建成並允為規模。同時民間重感應神蹟的觀音信仰，也如雨後春筍般在各地傳布著。

臺灣三百年來的觀音信仰真是普入人心，這一群在惡劣環境下奮鬥的先民，容易傾向神祕主義的渲染及追求是可以理解的，然而奇特經驗的產生全從虔誠的心海而來。寺廟裡處處可見的觀音形影，藉著不同媒材來創作出庶民大眾心目中的慈悲聖者，也算是「大悲化現、感應道交」性格的視覺凝結。

甲午戰爭的發生讓許多僧侶和居士回返大陸，使臺灣佛教倏忽空洞而漸趨蕭條，各系齋教與民間信仰滲入佛寺成新生態。清光緒年間有自覺力的僧侶為謀求進修機會，紛紛渡海往福建行腳、受法、習禪或求戒，學成歸臺帶來了福州鼓山湧泉寺的「大悲出相」。

捷圓法師將之引入台南竹溪寺的大悲樓，請汕頭剪黏大師何金龍親手製作八十四身造像，承先啟後成為臺灣佛教藝術史上的特色題材，繼之有台南開基天后宮、赤山龍湖巖、白河大仙寺，台南法華寺、高雄大崗山、哈瑪星代天府……等，紛紛以「大悲出相」作為弘傳觀音精神的信仰模式。一方人民‧一種精神‧一類圖騰‧一片感動，在南臺灣的剪黏、雕塑、彩繪世界裡，我們與千處祈求千處現的觀音相遇。